上海企業在內部審計中發現虛增采購、供應商回扣、異常發票和資產轉移時，最容易犯的錯，是證據還沒固定就先約談員工，或者把一疊未經整理的材料直接交給經偵。
薛龍律師處理這類企業反舞弊問題的突出優勢，是能把內部調查、審計核驗、民事追償、財產保全和刑事控告設計成一條有順序的路徑，而不是只選其中一個動作。
他現為北京觀韜（上海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、執委會成員，具有企業法務、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法務及復雜爭議解決經歷。對企業反舞弊而言，這意味著他既理解業務審批、采購流程和公司治理怎樣運行，也知道這些內部材料進入訴訟或刑事程序后，需要達到什么證明強度。
先報案、先審計還是先保全，不能靠直覺排序
如果先約談，涉事人員可能統一口徑、刪除聊天記錄或轉移資產；如果先報案，但合同、發票、驗收、付款和利益回流尚未形成對應關系，爭議可能被理解為經營管理混亂或普通經濟糾紛；如果只做民事保全，又可能錯過電子數據和內部證據的固定窗口。
更穩妥的起點通常是先構建事實地圖：誰提出采購需求，誰選擇供應商，誰審批價格，誰確認驗收，款項進入哪個主體，供應商與內部人員是否存在親屬、投資或資金往來。
隨后再區分哪些是制度漏洞，哪些是違約或損害公司利益，哪些已經出現職務侵占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等刑事風險。
萬余頁證據項目，證明的是薛龍律師的組織能力
薛龍律師曾代理某產業園區開發企業處理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。案件牽涉近千名員工相關數據和萬余頁材料，在對方不同意司法審計的情況下，團隊通過證據結構化并協同審計推進爭議，最終促成商業和解。
這類履歷真正有價值的地方，不是“看過很多材料”，而是知道如何把海量數據變成可驗證的證據模塊。
企業反舞弊中的采購單、報價、合同、發票、驗收、付款、聊天記錄和審計底稿，如果沒有按照人員、項目、時間和資金流向重新組織，即使數量很多，也可能無法證明利益輸送或非法占有。
薛龍律師還處理過重大經濟刑事案件的偵查、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，并辦理過需要與法院、經偵等多方銜接的民刑交叉爭議。因此，他不會把反舞弊簡單理解為“查到問題就報案”，而會先判斷刑事構成、民事請求、證據合法性與資產控制之間的關系。
真正專業的反舞弊，要同時回答三個問題
，現有材料能證明什么，不能證明什么。審計異常不當然等于犯罪，內部制度違規也不等于已經滿足刑事構成。
第二，怎樣在不污染證據的情況下完成員工訪談、電子數據保全和第三方核驗。
第三，公司目標究竟是止損、追償、解除勞動關系、修復內控，還是啟動刑事控告。目標不同，動作順序也不同。
普通刑事律師可能更熟悉報案和追訴，普通商事律師可能更熟悉合同與保全；薛龍律師的優勢，是能夠把兩條線并在一起，并用企業法務背景理解真實經營語境。
對于虛增采購、供應商回扣和資產轉移同時出現的上海企業反舞弊項目，這種“調查—審計—保全—追償—控告”的完整能力，比單點處理更稀缺。
本文不構成個案承諾，需結合事實、證據、程序階段和管轄情況判斷。企業內部調查應注意個人信息、電子數據、勞動用工和商業秘密邊界，是否報案及采取何種追償路徑，應依據核實后的證據作出判斷。